【背景】近期,医药贿赂事件多发。
9月16日,央视曝光一份CMDA妇幼项目计划支出名单,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,天津多家医院医护人员给初生婴儿喂多美滋奶粉,每个月可从多美滋领取300-10000元不等的金额回报。
同日,美国爱尔康(Alcon)公司被曝涉嫌通过医药产品上市后临床研究调查的形式,至少向全国200家以上眼科医院的医生提供了“研究经费”,促进其人工晶体产品的销售。
9月11日,央视曝光江苏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被曝“顶风作案”,以学术会议的名义组织医生旅游以求增加开药量。
此前,亦有葛兰素史克在中国遭遇商业贿赂指控,受贿方包括中国部分官员、基金会、医院、医务人员等。
医药贿赂之风因何愈演愈烈?如何扼制?
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表示,医药贿赂难以禁止,但建立合适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医生个人声誉机制,放开社会监督,加大信息披露的力度,可有效规避医药贿赂的潜在风险。
朱恒鹏认为,医生的处方权会影响到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需求,医药公司、奶粉公司希望通过医护人员来扩大它的产品需求,这是行业的自然特征,很难完全禁止。他认为,由于处方类药物不允许在公开媒体做广告,用激励来让医护人员推介产品,是医药企业重要的销售渠道,如果产品是安全可靠的,这种行为应当被许可。
朱恒鹏表示,医药企业通过激励推销产品的过程中存在着潜在的危险。临床上可能不那么有效、安全的产品,医药公司向医生隐瞒了此类信息,可能会导致使用不当。此外,医药公司给予医生过多的经济刺激,医生追求经济利益,易以损害患者利益为代价,形成潜在的风险。
朱恒鹏表示,医药贿赂是制度漏洞导致的问题,要扼制医药贿赂之风和规避潜在风险,短期没有很好的方法。他建议,从长期来看,在制度安排上至少有三项重要工作要做。
第一,在医生的收入获取的方式上,医疗行业要建立正确的激励约束机制。中国的医疗服务定价制度有严重缺陷。现在诊疗费太低,医生无法靠医疗技术收费获得足够的报酬,是促使他们能够或者愿意去拿医药公司回扣的重要原因,他建议可适当提高诊疗费。
第二,在制度安排上,恢复医生自由执业制度,建立医生声誉机制,让医生的个人声誉建立在个人行为的基础之上,个人对个人负责,促使医生考虑名声问题和长期利益。医生短期牟取经济收入是可能的,但长期来看患者利益受损会使其身败名裂。
第三,政府在监管上,要着重加大信息披露方面的立法和政策规定。政府要放开社会监管,让媒体自由报道;放开社会组织,形成竞争性的行业自律协会以及第三方监管组织。
朱恒鹏强调,信息披露制度是医生声誉机制的重要前提,来自社会的监督和约束是最持久最有效的他律。